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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
预流的学问：重返学术史中看陈寅恪的意义
关于20世纪前30年的世界史学格局，学界一般认为，活跃于19世纪的、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实证主义史学仍占统治地位。但近年来有学者指出，彼时兰克史学已危机四伏、趋于没落，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包括敦煌学，也同样孕育着变革因素，以兰普勒希特、亨利•贝尔、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呈渐兴之势，法国汉学也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因而陈寅恪的所谓“预流”，所“预”之“流”显然已是过时的学问。现在，本文仍将陈寅恪的所“预”之“流”看作是世界史学之主流，这或将引发读者对此一问题进一步的思考。
晚清民初，“历史缩短”、“空间放大”、“史料增多”，现代中国学术在西洋与东洋的“东方学”或“中国学”的刺激下，出现了巨大变化。陈寅恪与他的学术同行，不仅在学术上能够“预流”，即在重大历史问题上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与竞争，同时也站在“中国”与“世界”之间，促使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呈现出中学与西学汇通的新取向。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陈寅恪的意思是说，中国历史学要有自己解释中国历史的能力，不要等到外国人去替我们解释。
如果仅仅看到这点的话，人们会觉得陈寅恪是不是一个非常强调民族学术独立，或者说强调民族主义史学立场的人呢？实际上也不完全是。
他也讲了另一段话：“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为什么呢？“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
我们要问，上述陈寅恪的诗和话为什么会出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为什么陈寅恪讲这两个意思表达了他在历史问题上的一种焦虑？为什么他会说这些话？
我们今天要重返学术史。
从晚清到民初，中国学术史发生的最重要三方面的变化：历史缩短、空间变大、史料增多。
何谓“历史缩短”？就是缩短传说历史的古老性和神圣性，这一方面是所谓学术现代化一个表现。另一方面也是革命性的需要，是当时重建历史，重塑现代中国的一个必须途径。这在日本和朝鲜也同样存在。
何谓“空间变大”？就是把研究历史的地理范围变得更大，不再把历史局限在传统的汉族中国的范围内。他们开始不仅仅对汉族中国有兴趣，而且对“满蒙回藏鲜”都有兴趣。
这时的中国学术界也在发生变化。晚清出现的研究西北地理与历史的新趋向到了晚清已经有很多成就，但这些学问还是少数人的书斋学问，好像象牙塔里的“绝学”，并没有成为整个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可是，这个情况在陈寅恪所活跃的二十到三十年代——中国学术在这整个一百年现代学术中最黄金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三个方面的变化是“史料变多”。正巧是在那个时代，所谓中国的文史哲方面最重要的“几大发现”——殷墟甲骨卜辞、敦煌与西域简牍、千佛洞藏经洞的六朝唐人文书、内阁大库书籍档案——都开始发酵。很快，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就出现了一片非常崭新的面貌。
归纳起来，20年代到30年代出现的新的学术取向有三个：一是充分重视新发现、新资料的运用；二是突破传统中国历史的空间，寻找中国周边各种殊族和异文；三是中学与西学的汇通。
所以，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实际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西洋的东方学已经在中国耳熟能详，东洋的东洋学也已经被中国学界认识，国际学术潮流已经影响进来。而刚好新资料的发现，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发酵，加上中国当时的大学开始成熟，并且形成自己的学术新旧交融。应该说，从20年代到30年代是中国学术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陈寅恪曾经讲过，学术必须要有新材料和新问题，用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这就是这个时代学术的新潮流。那么，陈寅恪自己是怎样的？让我们从国际历史新潮流这个角度来看陈寅恪。
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当时对于中国研究，其实主要兴趣、最新成果，都出现在周边的四裔之学和各种宗教问题上。陈寅恪知道国际学术界有这样一个潮流。他一定要预流，而且要和西洋人东洋人竞争，到底谁能够有解释中国的权力，谁能够真正地理解和解释中国。
那是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多数重要学者的普遍心理，一方面我们要跟上时代，预世界之潮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争一日之短长。学术上的民族主义和学术上的世界主义，其实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是彼此交战的。
虽然这个时候陈寅恪关注的是“殊族之史，异域之文”，和东洋西洋的学术很接近，但我们也要看到，陈寅恪并不完全和东洋西洋学者一样，而是在同样的领域内有不一样的关怀。
1933年以后陈寅恪的学术开始转向，他很快地转向了中国史尤其是中古史的研究。陈寅恪先生研究中古史的时候，是不是就回到中国传统的学术思路了呢?其实不然，陈寅恪理论思考能力强且想象力丰富。他在研究中古历史的时候,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框架和几个重要的支点。
一是种族。注意种族问题，包括种族的融合、冲突，特别是种族的文化交流，是中古史的一个重要框架。
二是宗教。中古史里面，宗教是一个重要的东西。
三是家族和地域。中古的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高度同一性的文明体，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文化，各种世家大族在各个区域有着重要的力量。故汉魏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我们要理解陈寅恪先生，要理解陈寅恪先生的很多研究，就要知道他背后有重大的思考，而这思考也是现代西方带来的新理论、新观念带来的冲击。同时，他用这种结合了西方新思想、新理论、新思考的东西，加上中国固有的资料，来回应西方人的研究，这正是陈寅恪先生在学术史上非常伟大的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中国学者在面对国际潮流的冲击下，要么拜倒在洋人的脚下，要么就闭目塞听。但是有这样一批非常有智慧，有学识的人，和西方人争东方学之正统的。
陈寅恪就是这样样欲与东洋西洋争高下的中国学者，他在国际亚洲学领域，要入室操戈，所以，也对东洋西洋学术，能采取平等态度进行批评，绝不是跟风或仰视的。对欧洲的中国学研究者，他曾经批评过德国学者福兰阁（Otto Frank），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他曾批评过白鸟库吉。
这实际上背后隐含的就是学术的民族自信和学术的世界潮流的内容，它在陈寅恪心里是非常统一的融合在一起的，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这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最好的一批学者的共识，我们和西方的和东方的学者要有共同的研究潮流，但是，我们又要和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上，用同样的尺度来衡量。
陈寅恪代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重要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即学术的国际化和学术的民族性是始终在他心里交战的。他不仅在思想上在精神上“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同样在学术上，他也是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陈寅恪，他代表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最顶尖的那批学者做学问的态度和做学问的追求，这点是值得我们所有愿意做学问的人努力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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